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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唐大杰:生育假的成本,應從企業承擔轉向由政府承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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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唐大杰:生育假的成本,應從企業承擔轉向由政府承擔

    目前生育假的成本全部由用人單位承擔,婚育適齡女性在企業中的處境十分不利。生育假福利忽略了自由職業者、全職媽媽和農村女性。鼓勵生育,必須以完善、普及生育福利為前提。

   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    文丨唐大杰(微觀治庫創始人、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)

    生育兒女是人類存在的根本,是最大的善。母親最偉大這句話不需要解釋。即便是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時代,對生育女性也會提供必要的福利。

    2022年我國人口出現61年來首次負增長,人口結構趨向惡化。鼓勵生育、提高出生率成為國家最緊迫的戰略之一。近年我國開放生育管制,鼓勵生育,為孕產婦提供多種生育福利,生育補貼、生育保險、個稅減免、延長產假和育兒假、提供托育服務、住房優先保障等。其中帶薪產假和育兒假是最主要的福利。

    根據現行法律法規規定,女職工生育可享受不少于90天的產假。晚育者可增加30天,其他如難產、多胞胎還可以增加各15天。另外,產后的一年內每天有兩次半小時的授乳時間,合并使用可達30天。一個產婦一般可以享受90-180天的法定生育假。

    生育假福利忽略了廣大婦女群體

    生育假,這項以國家意志推行的生育福利,卻忽略了廣大的婦女群體,存在巨大漏洞,不具有公共性。

    生育假只針對有職業的女性,但畢竟適齡上班女性是少數,那些自由職業者、全職媽媽和廣大的女村女性得不到相應的福利。

    現代社會有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,不管是基層的家政、導購、個體從業者,還是網約車司機、騎手、中介,或者藝術工作者、作家、律師,這些非雇傭制的職業群體日漸發展,人數也越來越多。隨著數字經濟發展,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網絡上創業,電商、直播、自媒體等職業吸納了過億的從業者。在這個龐大群體中,女性沒有生育假,她們的生育福利基本缺失。

    社會在進步,家庭越來越重視孩子的優生優育和教育培養,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做全職媽媽,這些以媽媽為職業的女性也理應享受完整的生育福利。知名母嬰平臺《2019年度中國家庭孕育方式白皮書》調查結果顯示,中國年輕父母全職在家的比例逐漸上升,占比58.6%,其中95后全職媽媽比例超過82%。

    我國農村人口占比36%,年輕、適齡女性出外打工較多,還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留在農村從事農業、畜牧業工作,有的因為孕產而回鄉。農村的公共服務資源匱乏,女性的生育福利更不應該被忽視。

    以上群體總量可能不少于上班女性。她們一樣在工作,在創造價值,一樣在納稅,為家庭和社區作貢獻。國家不應偏頗一方,應該提供惠及全體的生育福利,以維護社會公平。

    生育假福利由企業承擔不利于女性就業

    現行的生育假福利,都是由企業負擔。企業在員工生育假期間工資照發,社保不變,并還有多種保障規定。在員工不能上班的這段生育假期,企業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。

    法律規定基本生育假90天,綜合起來最高可超過180天。以2021年全國平均職工工資106,837元計算,企業需要負擔生育假的直接人力成本為26,343-52,687元(這部分工資還需要繳納所得稅給國家)。另外,相應的社保繳費約為10,537-21,075元,兩項相加約為36,870-73,762元,而員工的交接、代崗、培訓、效率損耗等間接成本難以準確計算。

    企業對在職員工的福利增加有預期,是企業的責任所在。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,也是企業管理決策的基本原則。因此,對生育適齡女性的聘用采取謹慎態度,在同等條件下,這類求職者的優先級下降成為可能。

    企業中的每一項成本都對應效益指標,這會在企業的每個基層班組、團隊里得以體現。因而,生育適齡婦女在入職、工作期間往往受到用人單位的“另眼相看”,這是員工與企業都明白的隱性規則。

    一邊是國家的強制要求,一邊是用工需求和求職需求,在制度約束下企業和員工都陷入了困境。在這個處境下,企業和員工是共同體內的兩方,被促成內在博弈。在這里,強制性“福利”成為惡化雙方關系的主因。

    “福利派”有個傾向,如果現行福利效果不佳,則會加大福利供給。但很明顯,企業負擔與生育適齡女性就業障礙成正比,負擔越重,則障礙越高。也就是說,福利的增加會消減福利效果,生育假越多,適齡女性的就業處境越難。

    那么,強制要求企業承擔“國家福利”行不行?能不能把道德問題“法律化”?這個問題在道德層面是無力的,但在常識中有答案。

    沒有公平的、普及化的生育福利,則不算是完整的國家福利。我國人口危機已經來臨,要鼓勵生育,必須以完善、普及生育福利為前提。

    國家應調整現有政策,將生育假政策調整為國家性生育福利,生育假期的成本由政府承擔。對于自由職業、個體從業者、全職媽媽和農村婦女,直接發放“生育福利金”。

    國家福利不能“我請客、你埋單”,讓企業承擔這項福利的成本。對于由企業擔負的生育假、陪護假、生育津貼等實際支出,納入企業減免稅收的核算范圍,以降低企業的負擔。

    當前國家鼓勵生育,應該先從完善生育福利開始。只有推行無差別、普及化的生育福利,才能體現國家對婦女的關懷,維護社會公平和全體人民的福祉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(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。責編郵箱:yanguihua@jiemian.com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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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唐大杰:生育假的成本,應從企業承擔轉向由政府承擔

    目前生育假的成本全部由用人單位承擔,婚育適齡女性在企業中的處境十分不利。生育假福利忽略了自由職業者、全職媽媽和農村女性。鼓勵生育,必須以完善、普及生育福利為前提。

    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    文丨唐大杰(微觀治庫創始人、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)

    生育兒女是人類存在的根本,是最大的善。母親最偉大這句話不需要解釋。即便是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時代,對生育女性也會提供必要的福利。

    2022年我國人口出現61年來首次負增長,人口結構趨向惡化。鼓勵生育、提高出生率成為國家最緊迫的戰略之一。近年我國開放生育管制,鼓勵生育,為孕產婦提供多種生育福利,生育補貼、生育保險、個稅減免、延長產假和育兒假、提供托育服務、住房優先保障等。其中帶薪產假和育兒假是最主要的福利。

    根據現行法律法規規定,女職工生育可享受不少于90天的產假。晚育者可增加30天,其他如難產、多胞胎還可以增加各15天。另外,產后的一年內每天有兩次半小時的授乳時間,合并使用可達30天。一個產婦一般可以享受90-180天的法定生育假。

    生育假福利忽略了廣大婦女群體

    生育假,這項以國家意志推行的生育福利,卻忽略了廣大的婦女群體,存在巨大漏洞,不具有公共性。

    生育假只針對有職業的女性,但畢竟適齡上班女性是少數,那些自由職業者、全職媽媽和廣大的女村女性得不到相應的福利。

    現代社會有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,不管是基層的家政、導購、個體從業者,還是網約車司機、騎手、中介,或者藝術工作者、作家、律師,這些非雇傭制的職業群體日漸發展,人數也越來越多。隨著數字經濟發展,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網絡上創業,電商、直播、自媒體等職業吸納了過億的從業者。在這個龐大群體中,女性沒有生育假,她們的生育福利基本缺失。

    社會在進步,家庭越來越重視孩子的優生優育和教育培養,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做全職媽媽,這些以媽媽為職業的女性也理應享受完整的生育福利。知名母嬰平臺《2019年度中國家庭孕育方式白皮書》調查結果顯示,中國年輕父母全職在家的比例逐漸上升,占比58.6%,其中95后全職媽媽比例超過82%。

    我國農村人口占比36%,年輕、適齡女性出外打工較多,還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留在農村從事農業、畜牧業工作,有的因為孕產而回鄉。農村的公共服務資源匱乏,女性的生育福利更不應該被忽視。

    以上群體總量可能不少于上班女性。她們一樣在工作,在創造價值,一樣在納稅,為家庭和社區作貢獻。國家不應偏頗一方,應該提供惠及全體的生育福利,以維護社會公平。

    生育假福利由企業承擔不利于女性就業

    現行的生育假福利,都是由企業負擔。企業在員工生育假期間工資照發,社保不變,并還有多種保障規定。在員工不能上班的這段生育假期,企業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。

    法律規定基本生育假90天,綜合起來最高可超過180天。以2021年全國平均職工工資106,837元計算,企業需要負擔生育假的直接人力成本為26,343-52,687元(這部分工資還需要繳納所得稅給國家)。另外,相應的社保繳費約為10,537-21,075元,兩項相加約為36,870-73,762元,而員工的交接、代崗、培訓、效率損耗等間接成本難以準確計算。

    企業對在職員工的福利增加有預期,是企業的責任所在。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,也是企業管理決策的基本原則。因此,對生育適齡女性的聘用采取謹慎態度,在同等條件下,這類求職者的優先級下降成為可能。

    企業中的每一項成本都對應效益指標,這會在企業的每個基層班組、團隊里得以體現。因而,生育適齡婦女在入職、工作期間往往受到用人單位的“另眼相看”,這是員工與企業都明白的隱性規則。

    一邊是國家的強制要求,一邊是用工需求和求職需求,在制度約束下企業和員工都陷入了困境。在這個處境下,企業和員工是共同體內的兩方,被促成內在博弈。在這里,強制性“福利”成為惡化雙方關系的主因。

    “福利派”有個傾向,如果現行福利效果不佳,則會加大福利供給。但很明顯,企業負擔與生育適齡女性就業障礙成正比,負擔越重,則障礙越高。也就是說,福利的增加會消減福利效果,生育假越多,適齡女性的就業處境越難。

    那么,強制要求企業承擔“國家福利”行不行?能不能把道德問題“法律化”?這個問題在道德層面是無力的,但在常識中有答案。

    沒有公平的、普及化的生育福利,則不算是完整的國家福利。我國人口危機已經來臨,要鼓勵生育,必須以完善、普及生育福利為前提。

    國家應調整現有政策,將生育假政策調整為國家性生育福利,生育假期的成本由政府承擔。對于自由職業、個體從業者、全職媽媽和農村婦女,直接發放“生育福利金”。

    國家福利不能“我請客、你埋單”,讓企業承擔這項福利的成本。對于由企業擔負的生育假、陪護假、生育津貼等實際支出,納入企業減免稅收的核算范圍,以降低企業的負擔。

    當前國家鼓勵生育,應該先從完善生育福利開始。只有推行無差別、普及化的生育福利,才能體現國家對婦女的關懷,維護社會公平和全體人民的福祉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(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。責編郵箱:yanguihua@jiemian.com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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